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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率和医疗废物处理处置率满足十四五规划时序进度要求。

全省设区城市优良（达标）天气达标比例均值89.7%，较2017年提高6.4个百分点，全省PM2.5平均浓度35微克/立方米，较2017年下降11微克/立方米。在市场机遇和政策优惠双重利好的形势下，企业积极采取措施，做到节能降耗，减排及回收再利用。

逐步完善税法内容。江西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深化生态制度改革创新，环保税政策积极效应日益显现。在目前申报的91个行业中，征收税款排名前5名的行业分别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合计占比达63.4%。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将光学技术、自动化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运用到征收税款中，精准、高效、完善地监管纳税人的应税行为。2018年～2020年，全省对上述3类固体废物征收环保税占对固体废物征收总税款的比重分别为44.7%、17.2%和13.3%，合计占比达75.2%。

逐步配强专业队伍。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环保税已开征3年，它的改进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今后工作中逐渐完善。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且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将激发更多创新活力，从根本上支撑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实现。

发挥好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调动民众、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积极性，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这一宣示，已经暗含了2030年之前可能达峰。从国内来讲，这一重大宣示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乃至本世纪中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从机遇看，首先我国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过去近30年，国际上积累了有关大气污染物减排、二氧化碳减排、能源低碳发展的诸多经验，包括政策工具、市场设计、技术积累、管理经验甚至前车之鉴等，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利于缩短实现碳中和的进程。数据显示，中国的单位GDP能源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欧盟的4倍多，中国单位GDP碳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欧盟的6倍多。

我国则是人为设定了达峰时间表，现在二氧化碳排放仍在攀升，没有看到峰顶，实现达峰还需要做出艰苦努力，进而考虑实现碳中和。为此，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要求缔约方各国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和各自能力原则，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一方面，关于二氧化碳排放达峰问题，早在2013年我国政府就组织了2050年我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那时就已经预判，我国可以在2025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基于国情，对达峰做了战略路线的估计。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减排温室气体是延缓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约秘书处要求，缔约方各国在2020年底之前，都要向联合国更新提高力度的2030年减排目标报告，提交面向本世纪中叶的国家低排放战略。欧盟承诺的碳中和时间与达峰时间的距离是65～70年。比如，英国伦敦和德国鲁尔治理大气污染治理都用了20多年时间，东德和东欧的大气污染治理因为有了样本参照和技术进步，大概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即时间可缩短一半。笔者认为，气候变化的本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型，即告别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

经过多年的努力，2015年12月，公约缔约方达成《巴黎协定》，提出在本世纪末将全球的温升与工业化之前相比较控制在2摄氏度，并为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努力。从中远期看，低碳技术的成本将会有较大幅度下降，助力我们降低碳排放。

一、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源起与本质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效应维护着人类及万物赖以生存的各种复杂生态循环系统的微弱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会面临严峻的威胁另一方面，关于碳中和的提法，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2日首次对外宣示，但实际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一问题也早有谋划。

这很大程度要依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降低能耗、碳排放水平。与欧洲相比，欧洲大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现碳达峰，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事后才知道什么时间二氧化碳排放出现峰值，达峰之后经历漫长平台期开始缓慢下降，然后即将走向快速下降，走向碳中和。四是非化石能源替代水平与能效进步表明实现碳中和具备可行性。二、中国提出碳排放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意义与谋划准备新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减排温室气体是延缓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从国际来看，这一重大宣示展示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新努力、新贡献，体现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为推动全球疫后经济可持续和韧性复苏提供了重要政治动能和市场动能，也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高度赞誉。

为此，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要求缔约方各国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和各自能力原则，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碳中和不是二氧化碳零排放，而是一个国家之内的净零排放，即一个国家领域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大自然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相平衡。

其次是单位GDP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水平较高。从国内来讲，这一重大宣示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乃至本世纪中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三是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不断进步。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出， 到2014年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再到2018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2019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而且，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将全面履行《巴黎协定》，100%兑现自己的承诺这些都为9月22日的重大宣示做好了铺垫。

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使人为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与大自然吸收总量相平衡，即碳中和。因此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20世纪80年代后期，联合国组织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开始专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IPCC于1990年向联合国提交的第一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工业化以来，地球表面温度的变化超过了历史记录自然变化的幅度，这种变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水循环系统，需要积极应对。过去近30年，国际上积累了有关大气污染物减排、二氧化碳减排、能源低碳发展的诸多经验，包括政策工具、市场设计、技术积累、管理经验甚至前车之鉴等，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利于缩短实现碳中和的进程。

因为资源存在有无之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源变得稀缺，乃至枯竭，必然导致资源使用成本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甚至国际纷争。笔者认为，气候变化的本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型，即告别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

数据显示，中国的单位GDP能源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欧盟的4倍多，中国单位GDP碳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欧盟的6倍多。我国则是人为设定了达峰时间表，现在二氧化碳排放仍在攀升，没有看到峰顶，实现达峰还需要做出艰苦努力，进而考虑实现碳中和。

从机遇看，首先我国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源起与本质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效应维护着人类及万物赖以生存的各种复杂生态循环系统的微弱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会面临严峻的威胁。

这是文明与技术进步的趋势。这一宣示，已经暗含了2030年之前可能达峰。其目的是维持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大致平衡稳定，不会导致地球表面温度的大幅变化，防止气候变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质上是一场国家之间发展转型的竞赛。

原文首发于《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2020年10月30日第42、43期。但我国承诺的碳中和时间与达峰时间的距离是30年，意味着达峰之后平台期缓冲时间很短，就要稳中有降，以致快速下降，这是我们的最大挑战，减排道路几乎相同，但缓冲期较短。

一方面，关于二氧化碳排放达峰问题，早在2013年我国政府就组织了2050年我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那时就已经预判，我国可以在2025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基于国情，对达峰做了战略路线的估计。为了稳妥起见，国家对《巴黎协定》自主贡献的承诺是：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尽早达峰。

二是可借鉴国际诸多先进减排经验。发挥好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调动民众、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积极性，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